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、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，把法治中国建设好，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、相互促进、相得益彰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”这一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治国理政规律的学说，为我国实现良法善治、长治久安指明了前进方向。在法治中国建设征程中，道德教化的作用不容忽视。
全面依法治国需创造良好人文环境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，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。”
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、不可偏废，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。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告诉我们，既讲“法治”，也讲“德治”，德法相济方能相得益彰。其中，把德育摆在重要位置，对百姓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，日积月累，久久为功，是治国之要。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德治思想虽然存在糟粕，但不乏精华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借鉴意义。
翻开史册，“德主刑辅”“德法相济”等治国方略多有记载。较早提出“德治”的是西周的周公。周公和其他先哲鉴于殷商暴政而亡，发现“敬天”“祀神”不灵，不如“敬德”，于是主张“明德慎罚”“敬德保民”。春秋时期，郑国子产强调：“德，国家之基也。”齐国管仲认为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，呼吁“竞于德”而不“竞于兵”。孔子把“德”上升到“为政”的高度，指出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滕文公请教孟子如何治理国家，孟子简要回答：“民事不可缓也。”强调民生第一，主张德治。战国时期的荀子提出了“化性起伪”“隆礼重法”理念。西汉董仲舒提出“天道”是“阳为德、阴为刑”“刑主杀而德主生”，强调治国要“大德而小刑”。唐太宗奉行“明刑弼教”，“制礼以崇敬”“立刑以明威”，一面制定严密、系统的法典——《贞观律》，一面制定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，两相结合，成就了贞观之治。宋元明清时期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方式。
说到底，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，都要靠人来实施。人如有德，制定的法，是善法；实行的治，是善治。道德是立法、执法、守法的基础。如果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不高，全民的道德素质不高，就不能很好地立法、执法和守法。同样的法律，为什么有人遵守，有人不遵守？为什么有人执行得好，有人执行得差？原因之一是人们的道德素质有差异。这就需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处理好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社会的关系。《礼记》中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明确要求修身要达到道德上光明正大、思想上弃旧图新、人伦上完美至善的高尚境界。普遍要求“孝悌忠信”。在家讲孝悌，在国讲忠义，在社会讲诚信。律己要严，要慎独、慎微、慎初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孟子追求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气概。司马迁认为，人固有一死，但要重于泰山。范仲淹主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无论显达或困厄，都要心系苍生。于谦诗云：“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词，千古流传，精忠报国的形象光彩照人。
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记载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”，把“立德”列为“三不朽”之首。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是几千年来志士仁人的价值追求，“德才兼备”“内圣外王”是社会精英的理想境界。韩愈在《师说》中立论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传道，就是传授修身之道、处世之道、做人之道，就是传授道德、规矩，这比传授专业知识、技艺方法更重要。总之，这些德育思想代代相传，日积月累，形成舆论氛围，教育人、启迪人、砥砺人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基因。以德育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，在今天依然显现出宝贵的价值和动人的魅力。
德的本质是责任担当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说的德，大致分四个方面：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。“四德”的本质是责任担当，分别指一个人对社会、对工作、对家庭、对他人需尽的责任与义务。
责任担当像一条红线，从古贯穿到今。孔子说“当仁不让”，是讲一个人对“仁”的履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，编六经，游列国，劳碌奔波，教书育人，“不知老之将至”，体现的是担当精神；孟子认为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主张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，表现出勇于担当、积极作为的精神；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忍辱著史，为的是一份责任；张载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视为自己的使命，创立关学；陆游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临终前还写有《示儿》诗，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，体现了为国效命的尽忠之责；韦应物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，居官自警，不敢懈怠，始终怀有一颗责任心；明朝东林党人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，治学胸怀国家，以天下为己任；王夫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埋首著述，志在用学问经邦济世，展现的是人生的社会责任；顾炎武高呼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都是为了一份崇高的责任。维新志士谭嗣同，变法失败后，放弃避难出走，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起国人的觉醒，为的是保国图强的担当；鲁迅“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为的是救国救民；李大钊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担的是民族大义；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，前赴后继，为的是“拯救中华、振兴中华”。
